作者 胡友飞

儿时的冬天似乎比现在冷得多。一场大雪之后，朔风卷着碎雪横扫村子的大街小巷，寒冬腊月的凛冽浸透了每一寸空气。屋檐垂挂的冰条如水晶利剑，长短错落，在太阳下泛着冷冽的光。干枯的树枝上凝满了剔透的冰凌，风一吹过，便簌簌落下细碎的冰晶，脆响在寂静里荡开。我家门前的汪塘早已结满了冰，冰面光洁如镜，将天光云影尽数收纳，踩上去只听得清脆的咯吱声，寒气顺着鞋底直往骨头缝里钻。

那年代，农村家家户户的取暖工具就是火盆。制作火盆并非难事，在一块正方形的红石板中间凿个洞，方圆随意，这便是火盆。

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父亲就把准备好的木柴和麦秸放在火盆上，然后划一根火柴把火点着。一股烟味把我们从睡梦中呛醒，这是传递给我们的起床信号。母亲抱着在火盆上刚刚烘好的热乎乎的棉袄和棉裤，喊着乳名，叫我们抓紧起床。

晚上是我们小孩子最欢乐的时刻。冬夜的寒气裹着土屋使劲往门缝里钻。我们姊妹几个挤在火盆边，膝盖碰着膝盖，肩膀挨着肩膀。被冻得又红又肿的小手早早伸到火苗边，指尖的凉意被暖暖的火气舔舐着，痒丝丝的舒服。火盆里的木柴烧得正旺，橘红色的火苗卷着细碎的火星直往上蹿，把我们的小脸蛋映得红扑扑的。一股特殊的焦味扑鼻而来，不知是谁的头发梢儿蹭到了火上，“滋”的一声惊起一片笑闹，笑声里混杂着柴火噼啪的轻响，在屋子里荡开一圈又一圈的温馨。

桌子上的那盏洋油灯正滋滋地燃着，偶尔爆出一点细碎的火星。母亲坐在灯旁的木凳上，右手中指上戴着陈旧的顶针，手里攥着一枚带柄的粗针，正一下一下专心为我们纳着鞋底，不时转过头来和我们姊妹几个搭上几句话。父亲在我们旁边陆续向火盆里添加木柴。父亲问我们还冷吗？我们齐声回答：“不冷了，都流汗了呢！”父亲低低地说：“当年我那些牺牲的战友如果还活着多好啊！”父亲脸色立刻严肃起来，我们知道他又想起了参加抗美援朝的一些辛酸事。他说：“那年的长津湖，也是这个季节，鹅毛大雪铺天盖地压下来，把连绵的山坡盖成了一片望不到头的白，零下40多度的风，刮在脸上像刀削一样疼。命令是潜伏，我们趴在山坡上，谁也不敢动一下。雪越积越厚，把我们整个人都埋进去了，每个人只能露出眼睛和嘴，用来呼吸，用来盯着前方那条看不见的敌人防线。我眼皮上的雪结了冰碴子，眼一眨就往下掉；牙齿打颤的声音咯咯地响。怀里揣着的熟土豆冻得像石头一样硬，咬一口就能硌掉牙。寒冷和饥饿使我的身体越来越虚弱。身边的战友，前一刻还能听到粗重的呼吸，下一刻就没了。不知过了多久，雪几乎要把我的眼睛也盖住了，意识开始发飘，好像下秒就要跟着那些牺牲的战友走了。可是我还是紧握住手里的枪，枪身冰得刺骨，那股寒意猛地扎醒了我——我得活动，得看到冲锋的那一天。后来号角终于吹响的时候，我是被身边的战友拽着爬起来的，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战斗结束后，望一眼我们埋伏的山坡，雪底下，埋着不知多少再也醒不过来的战友。我能活下来，真的是天大的命。可是往后的日子里，只要看到雪，我就会想起那年长津湖的山坡，想起那些被雪埋住，却始终睁着眼的战友……”

故事讲完了，父亲脸上两行泪水不断流下，我们姊妹几个的眼睛也都湿润了，有的还哭出声来。我突然想起父亲曾经教会我的那首《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我便带头唱起来，父亲母亲和我们一起唱起来：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昔日农村的取暖工具——火盆，也渐渐地淡出了每个家庭，被其它取暖设备取代。如今，父亲已去世多年，人不在了，可那红色的火盆还在，火盆在，温暖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