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万靖

赵书彬爱藏北，在西藏日报社几乎无人不知。

这从他的人生选择可以看得清楚。平均海拔4500米的那曲，被称作生命禁区，别人视为畏途，但两次去那曲驻站，都是他主动申请的。

“一个休假都待在那曲的人。”一位同事评价他。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更何况爱得深沉。

从他的身份可见端倪——那曲记者站站长，采访足迹覆盖西藏74个县区，多次获得中国新闻奖；著述颇丰的藏北文史研究专家，受聘那曲市政协文史专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专家组组长。

记者，学者；旷野，书斋。近20年的时间里，赵书彬用两种方式打开了藏北，或者说爱上了藏北，于是在一个别人看不见的“藏北时空”里，既安身，又立命。

这是一个关于奉献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热爱的故事。

脚走出来的藏北

那曲市是全国海拔最高、陆地国土面积最大的地级市。采访面积大，工作条件苦，新闻空白点多。

赵书彬在两次驻站期间，乘车、步行、骑摩托，住牧家、烧牛粪、吃糌粑，走遍了那曲市119个乡镇和街道。这不是“驻站”两个字能概括的——在氧气只有平原一半的地方，“行走”需要持之以恒的热情和坚持，本身就是一种职业能力。

2024年夏天，他坚持用5个小时攀爬十八军进藏路上曾遇险的冷拉山。站在5300多米的垭口，风大得站不稳，脑子里闪现的是战士们血肉之躯里的信仰和忠诚。回想那一刻，他写道：“我更加理解了‘道在瓦砾’——路是人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而藏北古道承载的是各民族在青藏高原交往交流交融的千年历史。”

他把民族学的田野方法带进了新闻。作为资深时政报道记者，他会着意捕捉“会议背后的地方知识、口头传统、历史变迁”，采取“1+1”采写模式——完成规定动作的同时，挖掘新闻背后的纵深。他管这叫“一次采访，长期积累，多元利用”。这不光是勤奋，也是方法论。在新闻的“快”里，他埋下了学术的“慢”。

“他的新闻稿总会给我们一些新的启示，好像他的天地更加宽广博大，这或许是专家型记者的魅力吧！”经济日报记者代玲这样评价赵书彬。

（下转第四版）（紧接第一版） 2024年，赵书彬采写的《从“第一滴水”开始——西藏用心呵护长江源》获第34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这篇稿子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生态报道，而是把“第一滴水”放在地理源头与文明源头的双重意义上处理。长江源保护，不仅关乎生态屏障，更折射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深层意涵。新闻现场背后，已经能看见一个学者的目光。

他走出来的第一个藏北，是正在发生的藏北。但这个藏北从一开始就不“薄”——他在新闻现场里始终带着一个追问：这里在不同时空是什么样子？

手翻出来的藏北

如果说第一个藏北是在草原上走出来的，那么第二个藏北则是在旧书、古道、典籍和地名里“翻”出来的。

赵书彬翻这些旧书的起点，是2008年在藏北的田野调查：4个月的调研中，他与牧人同吃同住同放牧，完成了《人草畜关系与达嘎多社会文化变迁》。后来他又参与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藏北牧业社会变迁”课题。所以，藏北对他不光是记者生涯的开始，也是学术生命开始的地方。

那曲古道线路密集，历代中央王朝对西藏的治理都在这里留下了深刻印记，但由于关注度少、资料零散、缺少整理，相关史料基本不为人知。赵书彬在采访中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开始了一场漫长的“补课”与“赶考”。他利用休假、长假和“八小时之外”，长期伏案，翻旧书、走古道、访老人，相继出版了《藏北古道》《唐古拉》《你信吗？那曲！》《青藏通衢》等著作10余部，编纂《那曲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历史文献丛书》11本、《那曲历史地理文献丛书》5本，填补了相关领域的多项研究空白。

那曲知名学者嘎玛贡加对赵书彬有直接的评价：“过去那曲的历史文化资料是散的、碎的，很多在老百姓的口头里，在寺庙的墙壁上，在谁也看不懂的旧档案里。赵书彬一点一点把它收拢起来、注释出来、深入研究，这是一件打地基又功德无量的事。”

在史料里翻出别人不曾认识的旧藏北，和在草原上发现一个新变化，对他来说是同一种动作——都是看见别人没看见的藏北。

此心安处的藏北

西藏日报社总编辑达娃次仁有一个观察：“书彬身上最难得的，不是他既会写新闻又会做学问，而是他做新闻的方式里有学问的耐心，做学问的方式里有新闻的追问。这两个身份在他身上不是两张皮，而是同一股劲。”

同一股劲，通往此心安处。

对赵书彬来说，新闻为学术提供“问题”。他在采访中遇到的地名、口述、遗迹、矛盾，都成为文献钩沉的起点。2009年第一次驻站时，他深度参与了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重走解放军进藏路大型采访，3000多公里的翻山越岭中，古道往来、商旅驼铃与家国边地开始在他心里种下种子——没有记者身份带来的问题意识，那些古道可能永远不会被他“看见”。

学术又为新闻提供“纵深”。他挖掘出西藏和平解放时期第一位牺牲记者牛世钧的红色故事，为西藏新闻史补上了重要一笔。这不是偶然发现，是一个长期在史料里工作的人，才有的历史感。

在牧场和会场里穿梭，在文献与田野中往返，在往昔与当下间对话——新闻的快节奏与学术的慢变量反复捶打，逐渐积累起观察西藏、书写高原的双重视角。

说来简单，但这十数年踽踽独行的艰辛困苦、探索研究，非几句话能说清。妻子达珍描述的赵书彬，或许给我们提供了“为什么是他”的解释：“他做事认真、情绪稳定、有责任感，认准了一件事，就安安静静做到底，不管付出多少辛苦都不在乎。”

怀抱热爱与坚持，赵书彬用记者的脚，走出了一个正在变化的藏北；用学者的手，翻出了一个被遗忘的藏北。但这两个藏北又是合二为一的。他做的，不过是让同一个藏北，在不同的时间里都被看见。

他自己把这件事说得更朴素：“脚板下出新闻、草原上有学问。兼顾新闻传播与知识生产，这条路没有捷径，点滴积累、长此以往，就会从最朴实、最细微处发现大道至简的道理，而每一步也都会踩在雪域高原的土地上，都会踩在中国发展的时代脉搏上。”

“风中飘来千种暖，万般变化不知寒。”这是赵书彬为歌曲《唐古拉》所写的歌词。若不是多年行走，若不是真心爱恋，谁能在藏北严酷的风雪中不知寒冷，甚至还能感知到飘来的“暖”呢？

在赵书彬的脚下，藏北的路还在延伸。他说，他最终所求，不过是在万里羌塘，种一亩心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