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在山南市洛扎县扎日乡，蒙达拉山脚下。

小时候，我常在天不亮时赶着马，去山脚下那片临时草场。马儿低头吃草，我就坐在山坡上，望着那座5000多米的垭口发呆。山那边是什么？大人说，是泽当，是拉萨，是远方。

12岁那年，我考上了西藏班。离家那天，母亲煮了一碗酥油茶，父亲套上马车送我去邻村坐车，马蹄踩在土路上，哒哒地响。到了邻村，一辆蓝色东风货车已挤满了人，车子发动，扬起漫天尘土，那尘土细得像面粉，扑在脸上、钻进鼻孔，连牙齿咬起来都沙沙作响，我从车厢缝隙往回看，母亲还站在路口，身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尘土里。

我是村里走得最远的孩子。

那时家里没有电视、没有电话，电总是到晚上才来，还常常时通时断。更多的时候，我点着油灯写作业，母亲在旁边搓羊毛。灯芯噼啪作响，墙上映着两个摇晃的影子。

初中、高中，再到军校、部队。15年的军旅生涯，每一次探亲回家，都能看见山南在变——土路变成柏油路，土房变成小楼房，乃东县变成了乃东区，山南地区变成了山南市。

2016年5月27日，山南撤地设市。那天我正在哨所执勤，消息从电台传来。营长拍着我的肩膀说：“你小子的老家升级成市了。”

那一刻，我手握钢枪，望向喜马拉雅山脉的方向。我知道，在那片雪山的北麓，有我的蒙达拉山，有我的扎日乡，有母亲在油灯下搓羊毛的身影。

2021年，我脱下军装，成为山南市应急管理局的一员。

有人问为什么选应急？我说：“守了15年国门，现在想守家门。”

转业第一年，我主动请缨去加查县驻村，白天走村入户，晚上趴在村委会写民情日记。一位老阿爸拉着我问：“你一个部队回来的干部，咋愿意在村里待一年？”我说：“我不是干部，我就是蒙达拉山脚下长大的孩子。”老阿爸笑了：“那你是回家了。”

驻村结束，我回到应急岗位。有一次去洛扎路过扎日乡，恰好碰上老旧房屋改造试点。老乡家盖起了宽敞的新房，拉着我看每一间屋子：“以前想都不敢想，现在住得比城里人还好。”车子继续往前开，拐过弯，就到了家门口。

母亲站在院门口，穿着深红色藏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身后是刚修过的藏式小院，白墙红顶，门口停着弟弟的小轿车。“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她嗔怪道，眼角却藏不住笑。

她拉着我走进屋，指着角落里那个旧木箱说：“你当年走的时候，这箱子里装的全是你的行李，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现在好了，家里什么都有了。”

那个木箱还在，箱角的铜皮有些磨损，锁扣生了锈，但擦得干干净净。母亲说，这箱子是她的嫁妆，装过衣裳，装过我上学的学费。我轻轻抚摸箱面凹凸的木纹，指尖触到的，是母亲用粗布一遍遍擦拭留下的温热。

“你小时候，家里没电，你趴在这箱子上写作业，我点着油灯在旁边搓羊毛。那时候想，你什么时候能长大。等你真长大了，又觉得你走得太远了。”

我环顾四周——电视机、冰箱、洗衣机，一应俱全。电，昼夜不息，再不必掐着黄昏等那盏油灯怯怯地亮起。母亲掏出手机，翻出孙子的照片给我看：“昨天视频了，他说期末考试考了班里第三名。”

从前，家里没有电话，想跟我说句话都要走半天到县里打公用电话，还不一定打得通。现在，年过七旬的母亲会用微信视频，会发语音，会在家族群里转发孙辈的照片。

“你当年走的时候，这条路还是土路，现在柏油都铺到门口了。”母亲说，“那时候送你到邻村坐车，马车要走一个多小时。现在开车，一小会儿就到了。”

我抬头望向蒙达拉山。山还是那座山，5000多米，巍然不动。但山这边的一切，都变了。

“山那边是什么？”小时候我问。

现在我有了新的答案：山那边，是同样的蓝天白云，是同样的奋斗与希望。

山南的每一个乡村都在书写自己的故事——从前，往区外寄东西要走一个月，现在，几天就能到；从前，村里的孩子连县城都没去过，现在，教室里的多媒体设备让他们看到了天安门；从前，年轻人只能守着几头牛羊过一辈子，现在，村里的小伙子在直播间把牦牛肉干卖到了全国各地；从前，老人头疼脑热只能硬扛，现在，免费体检送到家门口，村医定期上门送药。邻居老阿妈说：“以前生病我得找医生，现在是医生来找我。”

这些变化，像蒙达拉山上的格桑花，一朵一朵地开，开满了整个山坡。每一朵花，都是一个普通山南人的笑脸。

12岁离开，37岁回来。

从洛扎到区外，从区外到部队，从部队回山南——从驻村到应急，从守边到守家。我用了25年，从蒙达拉山出发，回到了蒙达拉山脚下。

蒙达拉山的风还在吹，吹过雪山，吹过村庄，吹过每一个守边守家的人。风里有酥油茶的味道、有青稞的香气、有孩子们的笑声。风从山那边吹来，带着远方的消息；风又向山那边吹去，带着家乡的问候。

我的圆画了25年，画圆了，就不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