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我从当时的日喀则地区计划经济委员会调到《西藏日报》文艺副刊工作之前，曾在副刊上发表过许多文艺评论文章。因此，我到报社后，负责编辑文艺评论稿件。那时的《西藏日报》文艺副刊名叫“今胜昔”。

我到西藏日报社工作之前，并不认识报社的任何人。上班后，许多人很惊讶：“你就是宁世群呀，这么年轻！”很多人读过我写的文艺评论，在他们的想象中，我应该是位戴着近视眼镜，充满学究味的老人。上班第一天，同组的降大任老师把他写的研究《仓央嘉措情歌》的文艺评论文章拿出来，要我提批评意见。降大任老师才华横溢，他可是端着菜碟、就着馒头，坐在办公桌前一口气“轰”出一篇响当当社论的大才子。他说主要是读了我写的《关于诗中议论》的文章，想让我谈谈仓央嘉措情歌中的议论入诗问题。我当时刚进藏不久，并没有系统地研究过仓央嘉措情歌，降大任老师的征求意见，客观上“迫使”我在私下里下了很大的功夫。

当时，文艺副刊隶属于汉编部文教组，组长是张成治老师，一个十八军老战士，也是老报人。他多才多艺：我们组版画版时，需要用尺子等工具量着计算字数、图片大小，他老人家功力深厚，组版画版，三两笔下去，绝对精准；他的书法不错，副刊组版讲究艺术效果，因此经常请他题写文章标题，然后制版。他对年轻人十分友善，经常诫勉鼓励。有一次，我与王崇寿结伴索要他的书法作品，他挥笔给王崇寿写了一幅“临渊羡鱼，莫如退而结网”，给我写了“苦中乐”三个字。

理论组紧邻文教组，由高延祥任组长。高老师永远是笑眯眯的模样，他不仅理论功底扎实，还是个有着文学梦的人，利用业余时间，写了一部2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高老师拿着手稿对我说：“请你读后多提宝贵批评意见，但不要让别人看见。”那时候我年轻，读了他的小说后，十分坦诚地谈了我的看法，他也是一点都不生气。通过与高延祥老师的接触，我在理论方面也提高了不少。

当时在汉编部，想著书立说的人不少，蔡贤盛老师也是其中一个。有一次据说他拿到了较丰厚的稿费，文艺副刊组的同仁们跟着起哄，嚷着要他请客。蔡贤盛老师精打细算，从市场买来菜，在理论组刘忠老师的家里，大家一起动手，做了一桌丰盛的菜肴，搓了一顿。理论组的朱明海老师，每天夜间到办公室写小说。他很神秘，也很刻苦，小说写了几尺厚——主要原因是报社当时用的稿纸是每页200字，10万字就需要很多稿纸。他写的小说从不让人看，我曾问过他，他只说写的是自己当年的知青生活。还有刘济民老师，不露声色，更是神秘，大家只知道他在写书，但不知道写的是什么内容。后来，我在新华书店见到过刘济民老师写的那本书，是介绍西藏山水风光的通俗读物，我特意买过一本。

后来我转去当记者后，在《西藏日报》上发表的主要是新闻稿，但我仍然惦记着副刊这块阵地。采访之余，我写了许多散文诗，报告文学、散文等，绝大多数发表在《西藏日报》上。我与《西藏日报》文艺副刊，就像草原上的黑牛毛帐篷与黑牛毛绳，牢牢拴着我悠远的思念和牵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