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洪双
窗外的雨淅淅沥沥，敲打着成都的银杏叶。书桌上摊着几份泛黄的剪报，边缘已经起了毛边。我的手抚过那些铅字，每一份报纸、每一个标题都像一扇小小的门，轻轻一推，就回到了那片离天最近的地方。
十八岁的年轮里挤满了汗水和憧憬。绿皮火车吭哧吭哧向西爬，过了格尔木，窗外的绿意像被谁猛地抽走了，只剩下无边无际的、粗粝的褐黄。空气开始稀薄，太阳却愈发毒辣，像一把烧红的刀子刮着脸。我靠着冰凉的玻璃，怀里揣着初中毕业证和一卷没读完的《青春之歌》。
第一夜，高原反应像只无形的手攥紧了头颅，太阳穴突突地跳，每一次呼吸都像在吞咽粗糙的沙砾。我躺在硬板床上，瞪着漆黑的天花板，听见自己心脏撞击胸腔的声音，那么急促，那么陌生。
中队的指导员是个黑瘦的四川汉子，话不多。有一天巡夜，看见我借着走廊昏暗的灯光在写什么。他蹲下来，就着光看了一眼我那歪扭的句子，拍了拍我的肩膀：“想家？写出来就好。咱们这儿，能写的人少。”那手掌的温度，隔着厚厚的棉衣传过来。就是那句话，像在冻土上划亮了一根火柴。我开始更勤地写，写哨所外盘旋的鹰，写夜里像要坠到头顶的星河，写巡逻路上突然窜过的藏羚羊惊起的雪沫。没有稿纸，就用多余的训练本背面；钢笔冻住了，就呵口热气，揣在怀里暖一暖。
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变成铅字，是在报纸上，一块“豆腐干”大小，记得那篇小诗还获得三块五角钱的稿费。我捧着那张报纸，在高原灼人的日光下看了又看，墨香混着油印的气息，竟让我有些眩晕。那不是文章，那是一座桥——把我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的兵和远方一个能被称作“世界”的地方连接起来的桥。从此，写作不再是宣泄，而成了一种对话，一种建构。我写战友们在冰河里抢修线路，手脚冻得像胡萝卜；写藏区阿妈如何用最浓的酥油茶温暖我们冻僵的肠胃；写暴风雪夜，班长把唯一的皮大衣盖在了发烧的新兵身上……写着写着，我好像不那么孤单了，高原的严酷与壮美，战友的沉默与热血，都找到了流淌的出口。
《战旗报》《解放军报》……发表的刊物渐渐多了起来。铅字印出的，仿佛不只是文章，还有一个更清晰、更坚定的自己。这是无数个夜晚头痛欲裂时的坚持，是无数次退稿后咬着牙的重来，是那位默许我熬夜老指导员赐予的机缘。它更像是一种回应，当你真心真意地把生命敞开给这片土地，土地便回赠你意想不到的礼物。
在党旗下宣誓时，屋外正刮着大风，血液奔涌的声音，盖过了大风的呼啸。后来，我当上了团支部书记、党支部委员。肩上的责任重了，笔下的文字却仿佛也更有了根。我不再仅仅书写个人的感怀，开始思考如何凝聚那些年轻而躁动的心。组织歌咏比赛，张罗读书会，在冰天雪地里办起简陋的板报。看着战友们围在板报前争论一首诗的好坏，或是被某篇报道惹得眼眶发红，我感到一种比发表文章更实在的满足。身份在变，但那个伏案书写的背影，始终是内核。写作让我理解他们，而他们的故事，又反过来滋养着我的笔。这大概是一种良性的循环，是角色赋予的责任与内心热爱的共振。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转业的命令下来时，我正在整理最后一期连队的文艺墙报。红纸剪的字，有些歪斜，在高原明净的蓝天下，却显得格外鲜艳。脱下军装，却没有离开这片眷恋的高天厚土。我被安置在甘孜州新龙县，一个同样被群山紧紧环抱的地方。岗位在变，环境里却总弥漫着熟悉的、糌粑与酥油茶的气息，还有人们脸上那高原阳光镌刻出的真诚纹路。
在县里，我依然写着。写脱贫攻坚的驻村干部如何与牦牛较劲，写乡村教师怎样用一匹马驮着一个学校的希望。手中的笔，成了我融入这片土地最自然的方式。后来，机缘巧合，调至成都军区企业管理局。从高原的寂寥广阔，骤然投身于都市的喧嚣与企业的繁杂，起初是有些失重的。办公室里没有呼啸的风声，只有电话铃响与键盘敲击声；窗外不是雪山，而是望不到头的灰色楼宇。然而，当我在企业青年职工迷茫的眼神里，看到了当年新兵连战友相似的渴望时，我知道，有些东西没变。组织活动，沟通协调，处理文案……在看似琐碎的行政事务中，我找到了另一种形式的“书写”——书写秩序，书写人情，书写一个集体向前的轨迹。这何尝不是一种创作？只不过稿纸换成了工作方案，读者换成了身边的同事与青年。
最终，命运又将我送回了最初的痴恋——我成了一家报社的记者。拿起采访本和相机的那一刻，仿佛时光倒流。我又可以名正言顺地奔赴、询问、记录、抒写。我去过震后重建的村庄，泥泞中采访满手老茧的村干部；也走访过高新企业的实验室，听年轻的科学家讲述星辰大海的梦想。笔尖流淌的，依然是普通人的悲欢与时代脉搏的跳动，只是视野从雪域高原，扩展到了更为广阔的天地。
窗外的雨不知何时停了。夕阳的余晖穿透云层，给湿漉漉的银杏叶镀上一层金边。我收起那些剪报，它们安静地躺在抽屉里，像一部无声的个人史。回首半生，从高原一兵到记者，轨迹蜿蜒，身份多重，似乎每一次转折都恰逢其时，每一步都如有神助。人们常说这是我的“好运”。
但我知道，这“好运”并非天际飘来的祥云。它是最初那个在高原深夜、头痛欲裂却不肯放下笔的少年；是手握钢枪也紧握笔杆，在职责与热爱间寻找平衡的岁月；是无论身处雪域哨所还是都市楼宇，始终未曾熄灭的对理解、表达与连接的渴望。这“好运”，是我以全部的生命热忱，向世界发出的持续而诚恳的信号所换回的连绵不绝的回响。它围着我转，只因我从未停止，那笨拙而执拗的、旋转般的奔跑。
书桌一角，那块从西藏带回来的风砺石，形状不规则，却温润如玉。我把它握在手里，冰凉、沉实。这石头，历经亿万年风沙磨砺，才有了这般模样。所谓“好运”，大抵也是如此——是时间、坚持与这片土地，共同完成的雕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