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想过能与拉萨结缘。电子地图上，南宁与拉萨相隔三千公里，海拔落差三千米。我曾以为难有交集，从未想过我将冒着高反不适的风险，飞越六千里的云与月，与五十余位各族同胞相聚于日光城，共结珍贵的“同袍”之谊。

在拉萨，“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这句诗始终萦绕心头。因全国民族文艺评论人才培训班，我得以到西藏博物馆。从生活器物、交通工具、服饰到模拟的生活场景，建构起我对藏族同胞生活的认识。藏族同胞竟也用牛皮制作长方形的牛皮船、马头木舟到河里捕鱼和出行，正如黄河流域的羊皮筏子，还与广西京族通过渔箔、高跷捞虾的方式异曲同工。不论南方或中西部，人们都在以智慧适应环境、创造幸福，恰似石缝中的格桑花，外部环境虽然恶劣，它却以坚韧的生命力开遍了天涯。

博物馆里陈列着林芝市墨脱县传统吊脚楼模型，与广西壮族的干栏式民居竟遥相呼应：两者均为人居上层，下层圈养牲畜或堆放杂物，有效适应环境。这种相似的民居形态，连同墨脱吊脚楼立柱上为防鼠设置的圆形木盘，都闪耀着因地制宜的民间智慧。这种跨越千里的建筑共鸣，更超越了地理界限，成为不同文化间智慧相连、心意相通的生动写照。

藏族文化对我而言充满神秘与吸引力，因其与广西在地理、气候、生活方式上的巨大差异，我常好奇那繁复美丽的女性服饰——由蜜蜡、珊瑚等组成的饰链有何讲究？嘎乌等配饰又是什么？那顶华丽的珍珠冠是否真的只有贵族女性才能佩戴？我在解说的带领下走进了西藏同胞的历史与生活。

我曾游历国内外众多博物馆，站在馆藏的古老艺术精品旁，常感历史的风轻拂而过，拂过它们，也连带裹挟住我的五感与灵魂。对此，我或感动或流连，唯有在西藏博物馆，我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情感风暴，是愤怒、悲悯、激动、敬佩，更盘旋着伟大、希望、英勇等词汇。

那是一张名为《桑登求乞》的照片，一个衣着破烂的干瘦老人跪在一户人家门口，左手半举小碗，门内的中年藏族男性正给他食物。《桑登求乞》是西藏民主改革前后的摄影师蓝志贵拍摄的，它还有“兄弟篇”——同样出自蓝志贵之手的《桑登分到了土地》。1959年，桑登把写有藏文“桑登的田”的木牌扛在肩，拥有了自己的土地，神情自豪。这两张照片反映了西藏民主改革所带来的历史性变革。我们无法揣度桑登当时的心情，可我突然想起馆外的格桑花，正迎着阳光熠熠生辉。

强烈的情感冲击源于对比：桑登今昔照片的对照、农奴制下的残酷刑罚与民主改革后的崭新面貌——当看到《关于西藏全区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影印件、土地所有证，以及分得马匹和房屋的藏族同胞脸上洋溢的笑容时，历史的重量扑面而来。195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修筑进藏公路，面对艰苦的自然环境，叫响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筑路军民以大无畏的精神，向世界屋脊发起总攻，慕生忠政委甚至将“慕生忠之墓”刻在铁锹把上，誓言“路修到哪儿，就把我埋在那儿，头要冲拉萨的方向”。看到此处，我热泪难抑。这情感，源自深刻的共鸣——对人类挑战自然的敬佩，对全国军民团结的感佩，对每位甘于牺牲的英雄的缅怀，更有对“敢教日月换新天”气魄的崇敬，而这一切最终汇聚为对今日美好生活的深深感慨。

步出西藏博物馆，阳光明艳。半日光阴沉浸于西藏的历史，满心皆是格桑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