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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0月07日

做好新时代对口援藏工作 助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西藏自治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研究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问题,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主题,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系统部署,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对口援藏是对口支援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重要内容,是加强区域合作、优化产业布局、拓展对内对外开放新空间的重大布局,是实现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举措,也是维护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策略。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西藏实践

大一统是中华文明的根柢,大一统国家体制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百年奋斗的历程,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也是通过民主集中制实现政治大一统创造性转换、建设现代国家的过程,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结合的产物。在席卷全球的现代化运动中,中国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等是中国从器物、制度和文化等方面开展的现代化探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中国式现代化模式,不断探索解决现实难题、实现民族复兴。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经历了从国家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再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不同阶段,逐渐探索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何谓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又有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自西藏实现和平解放、完成民主改革、开展社会主义改造,到西藏自治区成立,党在西藏的治理体系初步形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逐渐搭建起一套治理西藏的顶层设计与治理实践。对口援藏工作开展30年来取得显著成就,推动了西藏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进程。中央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召开后,根据党中央在全国开展的经济领域改革,西藏的经济改革逐步启动。在这个过程中,全国各个地区不断支援西藏,投入大量资金、人才等帮助西藏全面发展。1984年召开的中央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了全国援助西藏的43项援藏工程。1994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正式确立了“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战略部署,对口援藏制度正式形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谋划和推进对口支援西藏工作,开创了对口援藏工作新局面。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释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并明确提出,中央支持西藏、全国支援西藏,是党中央的一贯政策,必须长期坚持。从中国式现代化的视角来看,西藏治理与发展的过程是坚持党的领导的现代化实践、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实践、是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化实践。

一是坚持党的领导的现代化实践。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是中央专门研究和谋划西藏工作的有效方式,是国家治理西藏的重要形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在每个重要时刻和关键节点都会对西藏工作进行研究和谋划,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是中央对西藏工作集中统一领导制度的深化。西藏工作座谈会为何重要?在全国范围内,为了某个省份专门开这样高规格的座谈会,只有西藏和新疆。连续七次为某个省份开会,只有西藏。在对口援藏实践中,承担对口支援任务的有关省市、中央和国家机关部门、中央企业和广大援藏干部人才,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聚焦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以高度责任感使命感做好新时代对口援藏工作,助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二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实践。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从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开始,就本着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西藏人民着想的态度。“进军西藏,不吃地方”,不拿人民一针一线,解放军入藏部队均由政府供给,实行民族平等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决不侵扰百姓。西藏和平解放后,全国各省市支援西藏、建设西藏,通过修路、修桥、建医院、建学校、输送人才、提供资金等各类支持,逐渐改变西藏落后的面貌。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中央和全国的支持下,西藏彻底摆脱绝对贫困,这背后正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

三是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化实践。大一统的传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奠定基础。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到凉州会谈、金瓶掣签制,再到民主改革、社会主义建设,各族人民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共同缔造中华文化。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实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新时代以来,党中央非常注重西藏与内地之间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尤其是通过青少年群体的交流与培养,铸牢广大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对国家的荣誉感。

二、全国对口支援西藏的理论意义

探讨西藏的现代化之路绕不开对口支援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近些年,学术界对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学术自觉越来越强。理论是学科的灵魂,无理论不自觉。在世界政治与全球治理中,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形态与治理实践提供了生动的案例与丰富的解释。中国的国家治理、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为纠偏、发展与验证政治学原理提供了广大的田野与空间。其中,对口支援制度拥有悠久的历史渊源与丰富的实践经验,是中央政府进行统筹的重要政策工具,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制度创新。可以说,对口支援为自主知识体系贡献了绝佳的研究场域。

在我国丰富的治理实践中,国内对口支援的模式可以归纳为四类:第一类是对边疆、民族地区的长期支援,例如对口援藏、对口援疆、对口援青;第二类是以重大工程为导向,例如对口支援三峡库区;第三类是以应急救灾为特点,例如支援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第四类以区域协作为代表,例如东西部协作、革命老区对口合作等。中国的对口支援将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经验与中国方案。

在对口支援中,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常规性对口支援是规模最大、涵盖面最广、支援方最多、支援时间最长的政策模式,西藏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先安排开展对口支援工作的区域,因而,研究对口支援,首要研究的便是对口援藏。对口援藏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为了实现各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把“互助”确定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之一,采取“先进帮后进”的原则,对民族地区给予一系列优惠政策,支持民族地区发展。在国家的统筹与总领下,党中央有效整合全国各省市的比较优势,集全国之力,对西藏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人才等多方面的综合性援助,推动西藏实现长治久安与高质量发展。

三、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提升对口援藏综合效益

对口支援西藏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要牢牢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把握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根本立场,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把握边境地区这一国家安全屏障,坚持精准援藏、系统援藏、长期援藏,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提升对口援藏综合效益。

一是维护祖国统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各族同胞要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实际上,对口援藏政策在凝聚各族人民上具有自然优势,面向未来的对口支援工作,应进一步彰显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主题,强调各民族共生共荣。对口支援工作应始终把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国家分裂、推动边疆稳定、促进民族团结放在首要位置,持续搭建和巩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平台,推动民族间文化融合互鉴。挖掘、整理、宣传西藏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档案与资料,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进各民族对大一统的理解与认同。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二是打造对口市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需要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推动生产要素畅通流动,把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巨大内需潜力充分激发出来。对口援藏工作应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需求相衔接,打通跨区域要素资源交易及监管的协作机制,积极参与建设多层次国内市场体系,为西藏经济社会与内地共同发展提供重要支撑。第一,打造对口市场。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中,对口支援制度作为弥补市场机制的行政手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和缓解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支援地与受援地通过科技支援、消费支援等形式打造受援地与支援地之间的对口市场,从而改变单方供给、短期支援、填鸭式帮扶等问题,推动建立高质量的对口市场建设。第二,消除行政壁垒。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必须消除区域行政壁垒,推动各城市、各小区域之间的要素充分流动,发挥比较优势。对口支援的制度设计,促使支援地与受援地之间主动消除行政壁垒,具有先天优势。第三,整合区域市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不仅要冲破小范围市场与地方市场的局限,还要对区域市场进行整合。在对口市场中,通过支援地与受援地之间的产业援助、金融援助等方式,促进商品要素流动,从而拓展市场,将边疆地区的市场要素充分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跨区域要素充分流动。

三是优化制度建设,推动新时代对口援藏工作高质量发展。为了确保对口援藏工作的扎实推进和提质增效,应不断完善相关制度机制,为援藏工作提供稳定和长效制度保障。首先,完善项目评估与监督制度,注重项目灵活性。各地援藏工作主管部门要建立每批援藏工作队的评价体系,核实援藏资金和资源是否得到有效利用,是否惠民利民,避免资源低效浪费。各省市政府间要加强交流,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以最大力度惠及西藏、促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发展的原则,形成援藏合力,避免援藏省市间因缺乏信息共享而重复建设。其次,优化援藏干部管理机制,充分调动援藏干部的主动性。要加强和改进干部人才援藏工作,做到选派更加精准、管理服务更加规范、作用发挥更加聚焦、制度机制更加完善,推动援藏干部人才实干担当作为。在“组团式”援藏工作中,应充分考虑医疗与教育行业中专业人才指导与培养的时间周期,减少因人才频繁轮换产生的较长适应期,最大程度地发挥“组团式”人才的作用,真正为当地培养出带不走的、优秀的人才队伍。援藏工作结束后,派出省市应客观评价和权衡派出干部在支援期间的表现,视情况予以支持和提拔。最后,加强宣传交流,讲好中国对口支援故事。加强对对口援藏工作的宣传,弘扬老西藏精神和援藏精神,回应大众对援藏工作发展的关切,吸引更多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参与对口援藏工作,通过多方合作共同促进援藏工作高质量发展。同时,要用好对外宣传机制和传播渠道,将对口援藏成效以学理化、大众化、故事化的方式在国际上传播,讲好新时代对口援藏故事。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3&ZD207)和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年度课题(CCPDS-FudanNDKT24019)的阶段性成果。

(执笔:张兰,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